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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应对策略

2015-11-30 15:41:48       来源:北方经济杂志(2015年第9期)

“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蒙古“草原之路”和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三大倡议战略对接和落实的载体,为三方充分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打造跨区域经济合作范例,推进落实三国共同利益诉求和发展意愿提供了重要平台。“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将为三国自身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也将为整个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基础和面临的机遇


中蒙俄三国都面临加快发展的历史任务,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三国均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压力,有着强烈的经济转型和加快发展诉求。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不仅是相依相邻地缘优势的结合,也是三国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产物,是三方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最后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政治层面


中蒙俄三国地理上相依相邻,有着传统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蒙两国于2014年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两国也于2013年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蒙两国也一直保持传统友好关系。2014年9月和2015年7月先后举行的中蒙俄三国首脑会晤,进一步提升了三方政治互信和合作关系。加之三国加强区域合作和追求合作共赢的目标相近,彼此间政治关系都处在历史最好阶段,三方开展合作拥有良好的政治氛围。


(二)战略层面


蒙古国是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但蒙古国连接着中俄之间的商路,是重要的地理中枢。通过“草原之路”建设,可以有效对接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的“欧亚大通道”战略,从而获得宝贵的出海口和外贸大通道,将地处内陆国家的地理条件劣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就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危机后,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加之国际原油价格大跌,其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较大,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较差。通过与中蒙两国的合作,可以加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出口和经济发展,减轻西方制裁带来的沉重压力。就中国而言,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压力。通过与蒙俄加强合作,可以让中国获得稳定、可靠的能源供给,同时带动周边国家发展,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 三) 经贸合作层面


三方经贸合作的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而且都有升级经济合作的强烈意愿。201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953亿美元,中蒙双边贸易额达73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三大投资国,也是蒙古国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投资国。同时,俄蒙也互为双方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俄罗斯是蒙古国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产业互补性方面,中国与俄蒙两国的优势产业互补性较强,相互重叠部分很少,这为将来三国贸易一体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受全球煤炭、石油、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俄罗斯和蒙古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较大影响,亟需在基础设施建设、国外投资和发展加工业等发面加强投资,拉动经济发展。而中国经济当前对能源和资源仍保持较大需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三方的优势和需求可以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得到充分释放,进而助力三方经济发展。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可能面临的挑战


(一)政治层面的不稳定和变动可能影响合作的推进


一是国内政治环境稳定性。上世纪90年代后,蒙古国的政治体制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政党轮替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的政策变化和更替。此外,俄罗斯国内政治决策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三国合作的推进。二是域内外国家介入可能影响合作推进。蒙古国由于地处中俄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必经之路和重要节点。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加剧了地缘政治尤其是美俄两国间的博弈,也牵动了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深刻调整。随着中美、美俄之间战略博弈的继续加深,美国对蒙古的影响会持续加强。如何在加强政治经济合作的同时,减少大国博弈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制约经贸的快速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当前制约中蒙俄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铁路、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紧迫性,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先项目。但大型基建项目都有建设周期长、投入大、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是三方合作必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连接中蒙俄三国、担负着对中俄出口运输的主要铁路蒙古国中央铁路已超负荷运行,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货运量的需要。蒙古国提出的连接中俄高速公路、铁路和油气管道等在内的基础建设计划,总投资预计达500亿美元,能否建立共赢的合作模式,在建设过程中解决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难题,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挑战。


(三)贸易结构单一和不平衡影响合作深入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除了能源和原材料之外,商品贸易结构比较单一,贸易合作形式和模式也缺乏创新。中国连续多年是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及投资来源国,占蒙古国产品出口的比重达90%,但中蒙间投资与贸易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由于受两国经济体量差距大和蒙古国经济结构不够完善等因素的影响,致使蒙古国对中国的贸易结构单一和不平衡。尽管中俄两国年贸易额超过900亿美元,但中俄经济融合度较低,贸易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致使俄罗斯今年一直在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前后徘徊。中国与俄蒙现有的不对称贸易关系制约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未来可能会影响三国间合作的深入。


(四)关税、法律、技术标准的差异增大了投资成本、降低了贸易效率


通过三方的积极协商,中蒙俄已就改变当前制约三国铁路运输扩大的铁路轨距不统一问题达成共识。但由于三国市场发展成熟度不同,在法律制度、监管体系、技术标准方面还存在许多差异。此外,三国在关税、进出口管理、海关通关、边检、跨境运输、检验检疫等方面也存在标准不一致的情况,各个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技术标准的壁垒,这些差异与不统一都制约着三国今后合作的深入。


三、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战略层面的沟通,建立多层次的对话磋商机制


首先,充分利用中蒙俄三国渐已形成的“元首会晤”机制,加强政治沟通和相互信任,强化双边关系和三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三国元首会晤机制化举行,可以从战略层面起到引领作用,有利于向外界展示三方合作的坚固性和稳定性,降低外来因素可能带来的政治层面的不利影响,推动三国经贸关系得到高水平快速发展。


其次,建立定期、多领域的对话磋商机制,及时处理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业已建立的三方副外长磋商机制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包括铁路运输、贸易、旅游等多部门对话渠道,加强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从执行和技术层面保持密切沟通协商,从而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进度。


最后,三方要保持广泛的政治对话和高层定期交往,推动立法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开展交流和合作。


(二)建立对接机制,做好宏观战略、产业项目和技术标准的对接


中蒙俄三国应该以联合编制《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为契机,发掘各自的优势和需求,在做好宏观层面科学规划的同时,加强技术层面的对接工作。一是发展战略的对接。推动蒙古“ 矿业兴国”计划、俄罗斯的远东开发计划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对接,把蒙古国、俄罗斯的资源优势与中国的生产力、产能优势相结合,把三方合作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发展成果。二是产业和项目的对接。在完善基础设施规划的同时,加强在资源开采、制造业、基础设施配套、金融等领域的对接,确定一批符合三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项目。三是技术和标准的对接。通过三国技术和业务部门的协商,消除在海关体制、行业标准、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建立更高效、便利的海关通关和贸易机制,为今后合作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拓宽合作的层次和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尽快启动一批重点项目


在能源和资源贸易的基础上,拓宽贸易合作的领域,以达到调整贸易结构,提高中蒙俄三国贸易的广度和深度,促进贸易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


首先,拓宽合作领域。在铁路、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推动新兴产业、科技、金融、电子商务、跨国旅游等领域的产业合作。


其次,创新合作方式。通过工业园区、产业聚集区建设,增加直接投资,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为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资金投入,可以考虑采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PPP)模式,积极利用亚投行机制或丝路基金的低息贷款。通过政府共同出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私营企业等社会资本联合投入,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最大限度激活各种资源参与建设。


最后,先期启动一批示范性、带动性强的项目。加快连接中蒙俄的国际运输通道、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为其他项目合作创造条件,为其他领域的贸易合作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四)加强人员往来、文化沟通和智库合作,以增进了解,减少分歧


民心相通是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顺利开展的基石,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增进民众了解和减少疑虑,推动三国建立更深层次的互信关系。首先,应借助三国外交磋商平台,尽快出台针对三国公民的签证便利措施,尽量简化手续,方便人员往来和跨境旅游。其次,加强人文领域的合作,通过建立政府间的人文合作委员会、互派留学生、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建设中俄蒙文化创意产业园平台和共同举办文化节等方式,加强三国对彼此文化的了解。此外,要加强智库间交流,构建二轨交流平台。充分发挥智库的智力支撑和民间外交功能,利用智库的政策性、前瞻性研究,为三国政府决策提供建议和指导方案,对企业到国外投资提供指导和建议。同时,智库还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及时向民间传递理性的思考和信息,增进民众间的了解和友好感情。


(作者为中国南海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蔡振伟、副所长林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