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身处“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夹缝之中，两国力求将二者全都规避，这一关键关系仍在持续演变中。

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美国则是一个在世界秩序中处在顶部的大国，这一地位经由长期稳步发展奠定根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以加强，又在苏联解体后依靠全球霸权进一步稳固。

两大“陷阱”并非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得名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曾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他认为，雅典势力稳步崛起令老牌霸权斯巴达心生忌惮，这就使得双方战事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源于国际社会缺乏一个能够维护安全与全球稳定的领导者。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1929年全球金融崩溃之后发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其原因在于英国已无力继续领导世界，而美国当时却不愿承担这一责任。由于缺乏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随之陷入瘫痪。这引发了经济大萧条，而这场萧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最终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2017年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提及“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用于阐释既定霸主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根据他的研究，自雅典与斯巴达冲突以来，在历史上发生的16起新兴大国与既定大国之间的竞争案例中，有12起最终付诸战争。

在我看来，有两个因素阻止了中美两国滑向常规战争：其一，两个核大国之间存在相互威慑；其二是中国秉持审慎态度，保持克制并避免局势升级。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日访华期间，“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再次被提及。这并非中方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中国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中国的崛起，而在于对这种崛起的恐惧。

迄今为止，我们尚能避免陷入涉及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但由于在关键问题上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金德尔伯格陷阱”反而构成了更为迫切的威胁。

治理缺失导致合作失利

当前日益积聚的种种风险是无法脱离以下背景去单独理解的，这些背景包括国际关系规则与准则所面临的信任侵蚀、国际机构内部治理能力的削弱、这些机构履行职能能力的衰退，以及地缘政治冲突规模的不断升级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如今我们能看到诸多国际合作失利的实例，譬如应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威胁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类风险。

双重陷阱所带来的危险正日益加剧，其后果与代价绝非仅由相互竞争的大国来承担。事实上，大部分负面影响最终都落在了那些依赖体系稳定来促进贸易、融资并抵御外部冲击的贫穷国家身上。

在此形势下，危机频发造成严重的经济与社会损失也就不足为奇了。每当危机爆发，我们总会听到那句老生常谈：“每一场危机在带来困境的同时也会带来机遇。”然而，普通民众往往只能感受到前者，同时还会被劝慰说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不过是短暂且非刻意造成的附带影响。

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其1832年的著作《战争论》中说，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战争同样可以借助非军事手段打响。在这些非军事手段中，最具危害性的莫过于经济手段，其中包括贸易战、货币战、金融制裁、将供应链武器化以及对能源和关键技术的出口实施限制。

构建高效公正多边体系

在一个割裂的世界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与冲突正不断升级，与此同时，那个日益陷入瘫痪的国际制度框架已无力化解各类争端，尤其是在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投资和技术被施加种种限制的贸易领域。

美国政治分析家爱德华·菲什曼阐释了“如何打一场经济战”，这也是他近期发表于美国《外交》双月刊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他指出，如今，那种相互合作的精神已然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严重的极化，阵营割裂，以及围绕各类关键命脉节点不断升级的紧张态势与冲突。

这些节点指的是由单一国家实施严密管控的领域或环节，该国甚至可能将其作为筹码，用来钳制那些缺乏便捷替代方案的竞争对手。此类命脉节点既可以是地理性的（如霍尔木兹海峡），也可以是经济性的（如将美元武器化），或是在争夺关键稀土矿产的博弈中操控供应链。

每当美国将其经济实力武器化时，其他国家便会争相寻求对策，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它们转向黄金及其他金融资产，或是采用替代性的支付系统。中国已为确保技术主权而采取各项举措。

通往国际稳定的道路并不在于遏制竞争，也不在于在国家竞逐中耗费精力去阻挠新兴大国的崛起，更不在于以新的全球霸权取代旧霸权，因为这极易造成权力真空，进而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相反，解决之道在于构建高效公正的多边体系，该体系须立足正当性并树立规则公信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出发点便是立足本土发展并加强区域合作。

本文由埃及《金字塔报》网站5月21日发表，原题为《中美身处两个陷阱之间》，作者是马哈茂德·穆希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