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北极被视为少数能在大国关系波动中维持合作的“例外之地”。

在“同为北极国家”的身份认同下，北极八国围绕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北极原住民与社区福祉等议题，逐步形成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框架，并通过制度化安排，将域外国家、国际组织及非国家行为体等利益攸关方嵌入治理进程，构建起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

然而，随着大国博弈日趋复杂激烈，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外溢效应不断扩散，“安全优先”逻辑加速渗透至各类议程，北极随之迈入“后例外主义”时期，成为观察国际格局复杂演变的重要窗口。

大国复合博弈的“温度计”

进入“特朗普2.0”时期以来，美国内政部重新开放82%的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以及156万英亩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土地，用于油气租赁，重启阿拉斯加油气钻探项目，并取消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与采矿公路建设的相关限制。“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为美国海岸警卫队极地安全巡逻舰等项目提供86.16亿美元资金，用于建造11艘不同级别的破冰船。这些举措表明，美国不仅试图通过资源开发强化在北极的经济存在，还将该地区纳入全球战略竞争框架之中，服务于强化关键通道与战略资源控制的整体战略布局。作为面积最大且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北极国家，俄罗斯同样从资源、主权与安全等多维视角审视北极，在强化军事存在的同时持续推进航道与资源等领域开发。

不过，在竞争持续升温的同时，北极也成为美俄恢复互动的重要议题接口。2025年2月，两国高级别代表团在沙特利雅得的会谈已经涉及北极资源开发与航道合作问题，并延续至随后举行的阿拉斯加元首会晤。俄总统特别代表甚至提出建设跨越白令海峡的“普京—特朗普”隧道构想，以实现基础设施联通与资源协同开发，这也凸显出北极正成为大国之间的多维复合博弈场域。

北极安全格局的重构尤为引人注目。乌克兰危机激化后，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北极地区形成北约七国与俄罗斯相对峙的态势。“寒冷反应”“北欧响应”“北极挑战”“北极边缘”等北约层面军演频次显著增加，俄罗斯也曾在北极地区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等尖端武器。在美国重新提出“购买”格陵兰岛设想，甚至暗示可基于安全需要采取非常规措施后，北极国家的安全焦虑不再单一指向俄罗斯，而是演变为对美俄的“双重安全焦虑”，据此纷纷调整其北极政策或战略。

2025年11月，芬兰发布其加入北约后的首份《北极对外与安全政策文件》，强调大国竞争加剧、欧洲安全格局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加速日益在北极地区集中体现，提出要致力于加强北约在北极的威慑与防御。瑞典据称也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新版北极战略，对跨大西洋安全框架进行再校准，强调北极安全支柱的多元化，增加欧盟与北欧防务合作机制的权重。加拿大则提出总额350亿加元的北极防御投资计划，以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今年3月，加拿大总理卡尼与丹麦、芬兰、瑞典、挪威、冰岛5国领导人在挪威奥斯陆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将基于共同价值理念深化北极事务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提出通过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提升国防工业自主能力等途径，强化防务合作，推动更具自主性的安全架构建设。欧盟也在重新评估北极在整体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计划在新版政策中纳入包括安全、防务、互联互通、经济安全等优先领域。

全球治理赤字的“显示器”

在当前国际社会“多重危机叠加”的动荡背景下，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丛林法则”明显抬头，地区冲突频发导致的外溢效应不断扩散，叠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使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承压加剧，而这一趋势正在北极地区加速显现并被放大。

例如，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治理最核心的政府间平台，在乌克兰危机冲击下一度停摆，俄罗斯被暂停参与理事会及相关附属机制。2023年5月，挪威从俄罗斯手中接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后，推动北极国家与永久参与者发表联合声明，称认识到北极理事会在促进北极地区建设性合作、稳定与各方民众之间对话方面所发挥的历史性和独特作用，强调致力于维护并加强北极理事会的承诺，避免这一多边治理机制走向崩塌。2025年丹麦接任轮值主席国后，理事会仍面临从“形式存在”到“有效运转”的过渡，尤其是相关工作组在恢复涉及俄罗斯的科研合作项目方面进展有限，《北极理事会战略计划（2021—2030）》的落实也面临不确定性。

随着地区冲突对全球能源格局与海上运输通道产生持续冲击，北极航道的战略价值受到更多关注。根据北极理事会下属的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PAME）数据，2024年共有1781艘船舶在《极地水域营运船舶国际准则》适用海域航行，较2013年增长约37%；同期北极地区总航行里程由610万海里增至1270万海里，增幅高达108%。2025年，经北方海航道运输的货物总量已达大约3700万吨，其中包括创纪录的103次过境航行，过境运输货物总量接近320万吨。除传统油气资源运输，散货船与集装箱运输均呈增长态势。

不过，与航运规模快速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关支撑体系与治理能力仍存在明显短板。部分海域在通信与监测能力方面依然薄弱，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覆盖不完整，导致监管机构难以及时、准确掌握航行动态。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航行事故发生的概率，也加重了对脆弱极地生态环境的潜在压力。

另外，科研合作的政治化，加剧北极治理中的“认知与保护困境”。俄罗斯是世界上冻土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冻土面积约为全球冻土总面积的2/3，为全球气候系统、生态变化监测提供的数据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围绕俄罗斯的科研合作受到显著限制，导致关键观测数据出现持续性断裂。以环北极陆地基础设施网络（ScanNet）为例，该网络作为覆盖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格陵兰岛等北欧地区的跨国科研平台，原本通过连接多国野外观测基地，支撑对气候变化及其生态影响的长期监测与综合评估。但目前，21个位于俄罗斯境内的研究基地被迫暂停运行，削弱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趋势作出全面、准确科学判断的能力。

功能性互动合作的“试验田”

与安全议题持续复杂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功能性合作在北极依然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稳定性，在特定领域维持基本的互动框架。

例如，相关船舶基本遵守美俄于2018年联合制定并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交的白令海峡航线指南，维护航行安全和海洋生态。2026年1月，挪威—俄罗斯联合渔业委员会（JNRFC）举行线上磋商，就2026年巴伦支海渔业配额事宜达成一致。作为北极国家与域外利益攸关方协同治理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北冰洋沿岸五国和中、日、韩、冰岛、欧盟等十个缔约方已经完成《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核准程序，并于3月24日至27日在杭州举行第四届科学协调机制（SCG）会议，围绕联合监测实施、数据共享、科研协同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磋商。

上述合作以明确的技术需求和现实利益为支撑，其运行逻辑更多源于“问题导向”而非“政治驱动”。

总体而言，“后例外主义”时期的北极事务呈现出多重叙事并存、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图景，精准映射出当前国际格局的深层调整与结构性变化。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北极气候环境的快速变化对域外地区乃至全球产生的外溢效应，以及该地区日益凸显的战略安全前沿价值，北极事务各利益攸关方有必要在更高层级上重新界定治理目标，将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置于优先位置，强化以科研合作为先导的治理路径，推动形成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政策体系，持续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与此同时，还需在安全关切与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及可持续发展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强化风险管控，为北极维持“脆弱竞合”状态提供支撑。（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