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后来被简称为“一带一路”战略。这一战略构想是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当下语境的中具体落实；是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的过程中，承担国际责任、谋求国际认同的宏伟规划。这一构想提出一年多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掀起了研究的热潮。

尽管“一带一路”的总体规划尚未发布，但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构想，预测和管控其所可能面对的挑战和风险；探讨其落实机制，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本文就上述问题谈几点看法。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建构立己达人、互利互惠的新时代精神

　　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某种时代精神的传播和引领。19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和20世纪美国的“民主自由”等理念无不如此。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也需要升华和凝练自己的时代精神。在当下的国际语境中，这种精神绝不能是重商主义的“零和博弈”，也不能成为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应该在和平互利的前提下，发展自身、利及他人。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是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精神为依托，融合承载了“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时代理念，并通过“丝绸之路”精神引领世界进入“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新时代。本着这一原则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灌注着立己达人， 成己惠人的中国精神。

　　建立透明、专业、规范的“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落实机制

　　建立起有效的推进与落实机制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如何平衡好“官办”与“民间”这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又是这一工程能否得以高效落实的重要前提。（实践证明，像孔子学院那样单纯官办的“走出去”模式存在一定的不足。）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虽然“一带一路”战略并非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但其成功的经验颇值得学习。例如其设立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合作机制，在实施方式上以资金援助和购买公共产品相结合，同时积极引导私营企业的参与等。这些对“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均有借鉴意义。我们亦可建立以官方引导，民间投资和合作机构为主体的新机制，并鼓励私营企业和机构参与其中。这一机制不仅可能实现透明、专业、规范，而且可以降低周边国家的安全忧虑，减小走出去的阻力。

　　处理好“一带一路”与现有其他机制的关系

　　目前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众多涉及政治安全、区域经济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机制。有些机制是由中国倡议并主导，有些是其他国家倡议并主导。如在政治安全领域，有上海合作组织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东亚峰会等；区域合作领域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东盟10 1、亚太自贸区、TPP等；金融合作领域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拟议中的上合组织银行等。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处理好与这些现有机制之间的关系。否则，会打乱和冲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效果。

　　做好国内统筹，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已有多个中央部门参与，如发改委、外交部、财政部和商务部等中央部门。同时，国内各省（市、区）也积极参与，提出各自的建设方案。但这些方案存在着定位重合、项目投入重复等现象，且地方更多是从“要政策、争项目和拿投资”的角度参与到该战略中来。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应统筹考虑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省（市、区）的优势与短板，通盘考虑，合理分工，有效配置，充分整合现有国内资源，为与沿线国家开展务实合作提供到位可靠的对接平台。

　　在推进和实施项目过程中，要做好风险评估和管控，规避可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风险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近段时期以来，斯里兰卡、希腊等国的政权更迭均对中国在当地的重要工程产生了影响，一定程度上给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敲响了警钟。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和推进“一路一带”项目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释放投资冲动，缓解内外压力，提升国家形象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在具体地实施过程中却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应该理性地面对投资冲动，在项目实施之前必须进行风险评估，从而规避因为当地政治等因素而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既要有工程做，又要保证不烂尾；既要勇于拓展，又不能做无谓的冤大头；既要涉猎多元，又要树立精品意识。稳扎稳打，形成以点带面的良性循环。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可以设立相应的专业项目投资管理部门，强化对项目的跟踪和管理。另外，在项目规划的周期方面，也需要根据国际经验以及中国和沿线周边国家的发展计划周期等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与设计。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吴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