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即将在海南博鳌举办，今年是论坛成立25周年。25年来，每年春暖花开之时，“博鳌时间”开启，全球目光都会聚焦在这个南海之滨曾经的小渔村。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正紧张筹备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南海分论坛。从2001年参与论坛筹备，到为年会提供服务保障、确保年会顺利举办，再到创办南海分论坛，他全程见证了博鳌亚洲论坛从构想变为现实，从蹒跚起步到成长壮大的非凡历程。

亚洲论坛为何缘起博鳌

博鳌亚洲论坛于2001年成立，但吴士存说：“论坛的故事，要从1998年讲起。”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亚洲各国带来沉重经济打击，促使地区各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亚洲国家需要搭建一个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平台，以应对未来可能再度面临的共同挑战，加速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1998年秋，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等亚洲政要在马尼拉共同倡议，成立一个类似“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亚洲论坛，并建议将永久会址设在海南省琼海市的博鳌镇。

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海滨小镇，从此与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

时任海南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士存，全程参与了论坛的筹备工作。他回忆，在中央明确支持创立亚洲论坛的构想后，海南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随后两年间，海南一方面派出代表团出访亚洲各国进行游说、争取支持，另一方面加紧博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承办大型国际会议的接待条件。

经过紧张筹备，2001年2月27日，26个发起国的代表齐聚博鳌，共同宣告定址于海南的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此后，论坛组织架构逐步完善，论坛的常设机构秘书处正式设立并开始运行，同时将年会固定在每年3月底或4月初举行。

成长的烦恼与荣耀

如今的博鳌亚洲论坛举办地，宏伟的国际会议中心、林立的高端酒店与河海交融的绚丽风光相得益彰。但在论坛诞生之初，办会条件却非常简陋和捉襟见肘。

“当时博鳌的硬件接待水平刚起步，整个小镇只有一家高档酒店，仅能提供约200间客房。”吴士存记得，2002年首届年会举办时，各国领导人和部长入住博鳌，有些领导的随从却只能住在外围的简易酒店，而会议服务保障人员基本上要么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要么住到博鳌地区以外的酒店去。

第一届年会的主会场更是简单得难以想象，只是一赶工座搭建起来的膜结构大棚。“我至今记得，那个大棚四面透风又没有空调，与会中外各国领导人和参会代表挤在一起，会场外也只有一个类似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那样的公共厕所。”吴士存说，更棘手的是，海南当时缺乏举办大型国际论坛的经验，无论是论坛秘书处还是海南当地负责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遇见突发事件时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当时的混乱情形和某些尴尬场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尽管物质条件不足和办会能力受限，但首届年会的吸引力和参会规格和人数远超预期，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泰国总理他信、蒙古总统等多国政要、企业家参会。但是，由于缺乏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办会各方协调不到位、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原因，报名人数远超接待能力，与会政要和代表的参会体验大打折扣。后来一位海南省领导在总结年会得失时自我调侃地说，本届年会海南是“三赔”：赔荣誉、赔精力、赔财富。加之一些外媒故意放大负面新闻的渲染，这给刚诞生一年的论坛蒙上了阴影。

2003年可以看成是论坛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在有关各方的支持下，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论坛中方首席代表陈锦华同志亲自协调，理顺涉及论坛筹备工作的运作机制，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出任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同志国际交流经验丰富、知名度高，为论坛“自带流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年3月，吴士存主持省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工作，6月起正式担任省外侨办主任，担负起论坛年会服务保障总指挥的重任，“我当时向省领导立下军令状，如果做不好今年的论坛服务保障工作，就引咎辞职。”

我的这份底气，首先来自硬件设施的极大改善，随着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和配套的大型接待酒店的建成，硬件条件可谓“鸟枪换炮”。

“2003年春天一场特如其来的‘非典’，也在客观上‘帮’了我们的忙。”吴士存说，原定4月举办的论坛延迟到11月初举行，无形中给我们增加了几个月筹备会议和苦练内功的宝贵时间。

为打好“翻身仗”，他率领保障团队打破常规，启动和实行“战时动员机制、临时授权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打破处室界限和级别高低之分，实行“任务到人，责任到人，授权到人”特别领导和指挥体系。

此外，吴士存还总结出确保服务保障工作成功的“三大法宝”：选人用人、制定方案、演练磨合。人岗匹配，充分授权，提高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预案先行，覆盖所有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模拟逼真演练，确保每个接待流程万无一失。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2003年论坛年会圆满成功，原因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服务保障工作的万无一失功不可没。“在开幕式当天晚上我们阶段性总结经验教训时，我们团队中的许多同志都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和辛勤付出后得到补偿的兴奋与激动，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吴士存感慨道。

有了这一来自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服务保障机制，此后每年的论坛年会保障工作都可以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地进行，服务保障工作不仅不拖后腿反而能给论坛增色，所以自然而然论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地区乃至全球颇具影响力的高端论坛之一。

在吴士存的记忆中，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也让他印象特别深刻。那一年，论坛首次开启在博鳌和三亚“两地办会”模式。“这对接待工作是重大考验，我们几乎从头开始，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时空变化和“战线”拉长的特点细化磨合服务保障工作流程，最终再次成功完成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也为我们2011年在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奠定了接待工作的坚实基础。”

从2003年到2013年，吴士存负责论坛保障工作整整11年，将队伍锤炼得日益成熟。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付出了体力和精力透支的代价，每次年会筹备期间，他几乎都要靠安眠药缓解压力和保证必要的睡眠时间，身体状况多次亮起红灯。

从“博鳌”到“南海”

2013年6月，吴士存卸任海南省外事办公室主任之后，并“转场”开始全身心投入他从90年代初开辟的南海研究“战场”，也从论坛的幕后服务者，转变为论坛舞台上的参与者。

2014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博鳌亚洲论坛上一个特殊但当时并不起眼的论坛——南海分论坛悄悄应运而生。

作为给分论坛的发起人之一，吴士存的初衷虽简单但很现实：“博鳌亚洲论坛不能仅仅满足于讨论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有时和安全问题是难以割裂的。例如，在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中，南海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其他场合，南海周边声索国谈论相关问题时，“吵架”是常态。我们能不能在博鳌，打造一个不“吵架”、聚焦南海海上合作的新平台？”

基于这一想法，南海分论坛启动筹备，邀请南海周边国家和域外利益悠关方代表参会，围绕南海秩序与治理合作展开深入交流。吴士存介绍，由于主会场开门会议时间有限，分论坛配套举办闭门会议，让每位参会代表都能充分交流、广开言路，从而做到在向决策部门建言献策的同时，引导舆论和民意走向。

截至目前，南海分论坛已连续举办十二届，“借助博鳌的影响力，我们实现了最初的构想——包容办会、求同存异、推动合作、凝聚共识。”

展望未来25年

如今，博鳌亚洲论坛已走过25年。从2001年成立大会时不到200名的与会代表、约200名记者参会，到2025年约2000名代表、1100多名记者齐聚博鳌的盛况，论坛的规模和影响力今非昔比、令人瞠目，更为重要的是论坛为深化区域合作、解决亚洲及全球紧迫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

亲历博鳌25年，吴士存也对论坛的发展有着深刻感悟。在他看来，博鳌不仅搭建起亚洲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推进经济一体化的交流平台，更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论坛还深度赋能海南发展，25年来，海南不仅在基础设施和大型活动保障能力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更通过论坛开阔了眼界、厘清了发展思路、提升了国际知名度、积累了广泛人脉。可以说海南的繁荣发展，与论在此落地生根密不可分。”

同时，吴士存也坦言，与达沃斯论坛等老牌国际论坛相比，博鳌亚洲论坛仍有成长和提升空间，要逐步品质和内涵等方面实现转型，“从靠打‘领导人牌’吸引“客流”，逐步过渡到靠独特和新颖的议题设计、高端演讲嘉宾邀请、深度和广泛媒体报道来提升影响力，实现顶级政界、商界及智库意见领袖的思想碰撞、观点互动和人脉构建。”

他进一步建议，面向未来，博鳌亚洲论坛应继续发挥桥梁作用，加强沟通能力建设，推动可视化成果落地；通过设置关键议题、提升思想性、优化国际化办会模式，凝聚各方共识，以超前的思想激荡和中国国内市场不可抗拒的强大吸引力，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注入更多来自中国发展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信度。

苏东坡有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如果让我概括我至今的人生成败得失，那就是“海南、南海、博鳌。”吴士存说，他在海南工作35年，从90年代初开始研究南海问题，与博鳌亚洲论坛相伴25年。

25年前，博鳌论坛诞生时便定位成为“东方达沃斯”。吴士存感慨，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这些老牌论坛相比，博鳌亚洲论坛仍处在“青春期”，“我相信，伴随着亚洲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中国日益接近或已经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入快车道，可以预言下一个25年，博鳌亚洲论坛成长为与上述“老字号”论坛比肩的世界级论坛亦指日可待。”

原文发表于：《中新网》